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按照意大利诗人、电影先驱者乔托·卡奴杜的说法，电影是“第七艺术”，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的综合体，是把静的艺术与动的艺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造型艺术与节奏艺术全都包罗的智慧型产物。

但在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第二大票仓的当下，这个本该充满智慧的艺术却遭遇空前的智慧危机与信誉危机———制作水准难孚众望，偶有几部上乘之作，掀起的热潮，却更像是对国产电影持久萎靡的报复性反弹，这是电影制作方的智慧缺失；院线排片简单粗暴，大投资、大阵容、大宣传，往往是院线经理给出高排片率的优先依据，这是排片方的智慧缺位；评价体系单一，即便票房再如何错漏百出，它还是目前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评判标准，这是评论界的智慧难题；相应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当电影与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在短时间内融合，乍现的新问题竟还没有对应的新政策，这是监管手段的智慧后置；当然还有受众里出现的“羊群效应”，对于何为一部好电影，人们容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话题度”，而非自我对艺术的独立判断，这是观众的智慧暂时“不在线”。

一连串票房造假、偷报、“踩红线”等问题接踵而至，已然造成某种“信誉危机”，却很难将责任简单地划归给某一方了事。在一些专家看来，生态链上任意一环脱节，都可能导致整个电影产业的巨大齿轮脱位、卡死。制作端若足够诚意与智慧，观众对国产片的不满迟早会被时光消解；排片方若够诚意与智慧，国内院线就不会在烂片与大片的周而复始中沉沦，优秀中小成本影片将有出头之日；评论界若足够诚意与智慧，引导市场发现好片将不是天方夜谭；而若足够智慧，监管能够先于问题，如今的矛盾大爆发便可及时规避。

作为新时代中，科技、人文、金融等多领域的“异业融合”，如今电影圈产生的诸多“排异反应”可被视为中国电影产业极速前进的后遗症。如何让电影回归智慧的艺术，为其极速前进提供更具智慧的跑道，这才是在吹落一地鸡毛后亟需思考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