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游戏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满诱惑，诱导支付，为什么就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份认定上多一些身份识别、验证等制度性“围栏”？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因为11岁儿子晓鹏多次偷用家长手机给自己发微信红包，然后充值玩手游，西安临潼区吴女士去年11月将腾讯公司诉至法院。不过，她最终选择撤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举证难度较大。另据代理律师赵良善介绍，截至目前，他已先后无偿为5个家庭追回未成年人擅自充值的44500余元。

近年来，类似晓鹏这样动辄花费数万元“打水漂”的报道屡见不鲜。湖南长沙12岁女孩萍萍在手机唱歌游戏里“打赏”花掉了妈妈3万多元；深圳11岁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3万元积蓄；武汉10岁男孩玩游戏充值5.8万元……

几乎每一起事件的过程都似曾相识：孩子沉迷手游，然后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花掉巨额款项。这其中，也不乏家长事后追讨款项，但从现实情况看，追讨成功的比例似乎并不高。即便有侥幸追讨成功者，也多是在媒体乃至律师介入的情况下，双方协商处理的。而社会上，像陕西赵良善这样为了孩子肯坚持免费维权的律师，更是凤毛麟角。

那么，儿童在手游中花费巨款，追讨的难度只是因为“举证难”吗？客观而言，“举证难”肯定是存在的。与传统的交易不同，网络交易缺乏固化的介质文本，即便相关的交易记录有电子痕迹可寻，但由于这些数据记录被保存在服务器中，不仅查询起来有困难，也容易被系统后台操作者复制、修改甚至删除。由于很多家长要么缺乏证据保全的意识，要么缺乏相应的能力，均使得举证困难重重。

比如，如果家长平时也玩手游，而且孩子玩手游用的也是家长的手机和账号，这也会导致无法认定交易主体是未成年人。也因此，尽管很多人心疼那几万块钱，但都本着“花钱买个教训”的心态，想着只要孩子以后不再玩了，官司就算了。

其实，这样的做法未免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儿童手游消费的举证并非困难到让人放弃的地步。小孩子即便是盗用家长的手机和账号支付，也会留下聊天记录等诸多电子痕迹，家长也可以留意保存下相关的交易页面或文件。技术在带给支付者便捷的同时，也会使得相关取证变得更轻松。这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据报道，赵良善律师为了证明是11岁晓鹏自己进行的游戏活动并充值，就自掏腰包请公证处对律师取证过程进行了公证。尽管这个公证取证的步骤多达107个，但并非不可企及。何况，既然有专业的律师可以做这些事情，家长们又怎能轻言放弃？既然游戏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满诱惑，为什么就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份认定上多一些身份识别、验证等制度性“围栏”？

可见，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利益驱动机制下的监管失职与自律缺乏。企业即便要“从小培养游戏人口”，也应该遵循起码的法律准则，要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不是一边诱惑儿童，一边又把责任推给家长和学校。当然，家长也应该检讨，决不能一错再错，毕竟涉及自身权益的事情，成年人首先要对自己和孩子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