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微信群里呼唤 独立思考）

李文漪

诚然，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都乐于趋同，融入大大小小的集体中，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很多。然而，认同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封闭的意见圈或思想圈很少有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那么长此以往，思考停滞、常识消退，它将不再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

别把微信公众号发的消息全当新闻读。

出版社、专业媒体和微信公众号的定位、信用度和专业水平是不同的。

出版是文化的传承，从中国的竹简算起，出版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重在“承”字，是时间性的，追求永久的价值，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媒体是信息的传播，如果从日报的诞生算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传播重在“播”字，是空间性的，追求时效性及当下的效应。微信及微信公众号始于2012年，定位为公众平台，是一种自媒体活动，旨在无门槛、多向互动、信息的指数型分享与扩散。

诚然，期待大部分微信公众号与出版社或媒体拥有同样的专业性及准确度是不现实的。司马迁写《史记》十余年磨一剑，记者则经过至少四年的新闻学专业学习，加之上岗培训、编辑的修改校对方可发表文章。他们完整的知识、系统的思考,与微信公众号的浅层化、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在英国的BBC及美国的NBC有过传媒经历。前者强调媒体素养与伦理，旨在让民众保有知情权、普及教育、监督政府、揭露事实的真相；后者虽更为商业化，但每次新闻节目开选题会时，都遵从新闻“四原则”来进行筛选，即新闻的时效性、重要性、相关性、新奇性。媒体法既从法律的角度为新闻自由奠定了基础，也规范了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并对诽谤罪（defamation）、贿赂罪有明确的惩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在的微信群，且不说专业及客观，假消息、伪常识、宣泄情绪或狭隘的思维遍布，似懂非懂或过于偏激的人喧闹个不停。

为什么微信里遍布各种闻所未闻或骇人听闻的假消息呢？重要的一点可能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

一方面，造假的商业利益大，粉丝数量和文章阅读量是微信公众号的“盈利根本”，为了增加知名度或吸引粉丝，传播一些看上去真实、实际子虚乌有的消息来博人眼球。

另一方面，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目前我国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也许回到农业社会，中国以乡村熟人社会为主，村民基本是世世代代的邻舍，迁徙亦不多，造假的代价会很大，因为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立即受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受到牵连。如今的中国已大规模城市化、人口流动性很强，信息不对称更是今非昔比。大家独立判断的能力也较为有限。这些都为造假、传假提供了温床。

还有泛滥的阴谋论。这些年朋友圈里流行阴谋论，特别是把金融、货币、石油等都加上“战争”二字，不知是宫廷剧看多了，还是学阿Q的自欺欺人。这样的文章耸人听闻可以，但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除了麻醉自己的智力探究、保持自我感觉良好外，不仅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好处，而且会伤害到去学习别人好东西的精神与机会。如果长时间、大范围地沉沦、迷信阴谋论，危害会极大。

为什么朋友圈的一些信息如此惨不忍睹，还有很多人对之信以为真并奔走相告地转发、乐此不疲地点赞呢？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与教育存在的问题不得不让人警醒。

诚然，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都乐于趋同，融入大大小小的集体中，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很多。然而，认同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封闭的意见圈或思想圈很少有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那么长此以往，思考停滞、常识消退，它将不再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

保持独立的思考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当时因为获得了更为阔大的视野，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得以摆脱忠君意识的束缚，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

知识分子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并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

可惜这个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断了。对作为在上世纪后期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求学时代的？多的是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知识。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教会我们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思想和创新的能力。答案是标准的，只求认同，不鼓励创新，更不用说挑战权威了。西方的教育则不同，重视逻辑与真知，揭露事物的本质，鼓励debate（辩论）和criticalthinking（批判性思考）。

我们的经济正在转型，社会正在进步，在这样的过程中，就特别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勇敢的创新。正如波斯纳与哈耶克的嘲讽与批评，那些未经思考便盲从的应声筒是让人悲怜的。回归常识、呼唤独立思考，或许成了当下我们共同的责任。

（作者单位：工总行战投部。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