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科学大家和卓越工程师，也同样需要像任鸿隽那样的科学精神的布道者

民富国强，少不了科学。不久前，上海举行了纪念中国科学社和《科学》创刊百年座谈会，重新梳理我国科学传播的百年血脉，重新审视《科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个世纪以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和一群旅美爱国青年结成中国科学社并在上海创办了《科学》月刊。这份“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杂志，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科学”与“民权”并列的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两条“平行线”——这比《新青年》呼唤“赛先生”还要早8个月。

“科学的源泉是科学精神。”阐释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一直是《科学》杂志坚持的主张。《科学》草创之初，发起人除了撰写文章，每人每月还要从学费中省出一部分作为杂志印刷费。怀着科学救国的热忱，他们克服经费、人员上的困难，撒播着科学的火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不仅激励了最初的创始人成长为科学大家，围绕《科学》杂志的一群人也大都成为我国近现代科学事业的第一代科学家。比如，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地理学家竺可桢、数学家姜立夫、地质学家丁文江等人就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也是《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和忠实读者。1930年，年仅20岁的华罗庚也正是凭借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崭露头角，从而得以破格进入清华大学，走上数学研究道路。

在我国砥砺奋进、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人们更能体会到科学的价值，也更敬佩老一辈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回望历史，他们对科学精神的重视、对创新文化氛围的培育，尤其难能可贵。

当下的中国，科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我国的科学家已能够和国际同仁同台交流，科技实力也在全球占有了重要的席位。但是，我们依然要正视这样的现实：虽然科学技术不断精进，却少有国际公认的科学大师，公民的科学素养与我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科学精神的根基还未厚植，科学的思维还不普及。毕竟，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思维，并不等同于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技术先进，科学土壤和文化的培育也不是一日之功。现在重温《科学》杂志的创办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挖掘它的历史价值，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响亮地呼唤科学精神。眼下，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成功与否尤其离不开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始自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其中凸显的正是科学精神。我们需要科学大家和卓越工程师，也同样需要像任鸿隽那样的科学精神布道者。(思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