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走出“治乱”思维）

当前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要还是一种“治乱”思维。针对互金的负面清单管理内容，感觉很多内容像换了说法的“正面清单管理”，至少在监管对象的认定上，还是存在定位问题的。

最近互联网金融界再度风声鹤唳。主要原因不在于遭遇挤兑、跑路的平台越来越多，而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已在路上，且要持续到2017年1月底。这一专项整治就是近日央行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金融联合整顿实施方案，5月前出台地方整顿方案，8-10月开始清理整顿。

当下的互金平台大都贴着红线走，很少没有隐性资金池的，技术活好的藏得深些，技术活不好的，专项检查稍微严厉起来就露馅了，而面对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压力就更可想而知了。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做到上百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会因为资金链问题而出事。

这场专项整治工作最大的亮点是负面清单管理。根据《实施方案》规定：P2P不得设立资金池、自融自保、期限错配、期限分拆，除信用信息采集、核实、贷后跟踪、抵质押管理等业务外，不得从事线下营销。对P2P和股权众筹平台，未经批准均不得从事资管、债权和股权转让、股市配资等业务。股权众筹要求不得虚假标的，不得明股暗债变相集资，不得夸大实力和项目业绩等。对于线下私募发行的产品，不得通过线上向非特定公众销售，或者向特定对象销售突破了法定人数限制。跨界互联网资管产品，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将私募发行的各类金融产品通过打包、拆分等形式向公众销售等。规范互联网众筹买房，禁止各类机构开展首付贷业务。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其实质不难理解，打个比方，我家菜园子，之前政府告诉我只能种几样菜，大家按规定种了菜，结果卖不出去，都烂在地里了；后来转变思路了，政府说只要不种毒品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大家想种什么都可以。所以一般列入的禁止条款，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无法通过市场秩序消除公共负外部性的。若无公共利益和安全标准设定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

笔者认为，当前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要还是一种“治乱”思维。针对互金的负面清单管理内容，感觉很多内容像换了说法的“正面清单管理”，至少在监管对象的认定上，还是存在定位问题的。

其实，互联网金融是一种不同实体间进行众包合作的生态系统，P2P和股权众筹平台、互联网金融IT技术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独立的金融工程设计平台、独立的第三方风控平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征信评级机构等，进行专业的众包合作，才真正构成一个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把互联网金融定义为某一个企业从事的业务是一种误解，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只是承担了金融服务的某一个流程和环节，而不是囊括了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整个过程。把单个的P2P、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资管等公司，看成是互联网金融，就如同把做厨具的公司说成是餐饮业，去厨具公司就餐，理解和定位有些不严谨。

事实上，按照《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P2P等互金平台基本为信息中介平台，这样的厘定就是说互金公司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就是个基于信息交易的科技公司，只是P2P也好，股权众筹也罢，其从事的信息中介服务等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而已。

对这些细分化的互金平台进行类金融机构化监管，提出“对P2P和股权众筹平台，未经批准均不得从事资管、债权和股权转让、股市配资等业务”等，表面上看负面条款清晰，实际操作起来很模糊。最典型的就是，主要从事信息中介业务的P2P、股权众筹等，本身可能根据负面清单而不直接介入明令禁止的领域，但其是否可以为所禁止的领域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如为资管、债权和股权转让做信息中介服务等，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毕竟，看《实施方案》列出的负面清单内容和《指导意见》对P2P等的定义，可以这么说，条款的设定很宽泛，不唯一，存在歧异。

当然，当前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事实上也承担了金融的功能，而且以在名称上冠以“金融”字样为荣，因此变相的资金池业务、期限错配和期限分拆等，多在变现和私下介入，导致平台自身沾上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期限错配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使非法吸储和非法集资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此，当前应该明确的是，互联网金融不是单个企业所能承载得了的，而是金融分工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下，不同专业实体通过众包协作构建起的一种新型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互联网金融服务无法单纯通过一家公司就可满足，整个金融服务流程在一两家企业内完成，那可以肯定不是互联网金融，而是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从事传统金融服务。

这使得用机构监管的方式监管互联网金融，将可能带来监管的错位，如同把计划经济的监管手段带入到市场经济，要么监管累死，要么逼傻被监管者，使真正从事互联网金融事业的机构和个人，被堵在门外，而民间高利贷、边缘金融等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容后充斥市场。

●刘晓忠(资深金融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