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出来的本事，都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小袁话少、腼腆，11岁的他，说着这句刘甫向他们重复了多次的话。

身边人不知道小袁来这里之前“被拿走过什么”，但他自己知道，再过三四年，他就可以像十六七岁的哥哥们一样接演出，凭本事谋生。

8月1日，河南“濮阳市艺术公益培训基地”。6岁的“二虎”正在练习压腿，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胡杰

摄影 |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校对|郭利琴

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都是孤儿。

但童年孤苦无依，却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现实：孤儿院里打架被劝退的；爷爷爸爸过世、再没见过改嫁远走的母亲的；父母离异外出打工，跟着村里大孩子抽烟偷东西的；幼儿园上完觉得念书不行，被送来减轻家里负担的……

32个孩子，从6岁到17岁，都投奔到河南省濮阳县南环的张挥公园里，他们被收留，免费学杂技。

当同龄的孩子捧着Ipad、吃着零食在父母面前撒娇时，这些孩子正在日复一日地练着压腿、空手翻，韧带被过度地拉伸之后，他们，也在寻找可以伸展的未来。

被寄望带给他们未来的人叫刘甫。打小练杂技出身。在这个被誉称杂技之乡的地方，渐渐地，十里八乡，都往刘甫这里送孩子。

刘甫正在帮助一位小男孩儿练习下腰。刘甫 39岁，13岁开始学杂技 ，2014年收留30多名家境贫困的孩子，免费教练杂技。

名气有了，非议也来了。“你坐过牢，能不能教好这些孩子？”“收留他们是不是为了以后留着挣钱？”“拿不懂事的孩子作秀，装吧？”

如果这些质疑在刘甫耳边磨出了茧子，他希望茧子再厚一点。这样可以专心教孩子，想他们的安全和教育。

“别人只会用嘴说，啥用没有，我想做个十年试试。”

他想看见，等孩子们都长大了，能自己挣钱了，他们再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杂技是啥？”

“就是天天玩儿、天天练，不用写作业。”

妈妈回答完，把壳壳送到免费的杂技训练班。

壳壳6岁，上过4年幼儿园，今年本该上一年级了，“学校里老师觉得他跟不上。”他妈妈说。

“我怕管不住他走歪了。上学不行，就来学个手艺。”母亲一个人管不了这个淘气的孩子，他原来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打人。

说话间，壳壳的哥哥和弟弟，为争抢妈妈的手机打闹了起来，壳壳站在一旁，只是笑。

家中3个儿子，8岁、6岁、4岁，壳壳是老二。“我家是村里贫困户，一年只有他爸一个人统共挣2万块钱，还有两个老人要养。要填饱7个人的肚子。”

7月30日的晚饭，杂技训练班里，壳壳吃的是韭菜炒鸡蛋，就馒头。

厨房昏暗，一盆切好的韭菜倒进大铁锅中翻炒着，厨师大姐浇了一不锈钢杯打匀了的鸡蛋。先炒韭菜的做法，使得鸡蛋液入锅就包裹在了菜叶子上，结不出大的鸡蛋块儿，却省料。

练功最累时，小孩拳头大小的馒头，有的孩子一顿饭能啃三四个。

7月31日的晚饭，是米汤和清炒白菜。大多数时候，每餐只一个素菜，孩子们一周吃一次肉。

厨师记得，最近他们吃得最好的一次，是县里国土资源局献爱心，带来了烧鸡、火腿、红烧肉。

8月1日，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吃晚饭。晚饭是韭菜鸡蛋、米粥和馒头。

这样的伙食，被有的家长认为“还不错。”孩子们也没抱怨。“俺奶做的饭，还没有杂技班里做得好吃。”有孩子半个月回趟家，留一晚上就闹着要回来。

刘甫说，这里条件比不上收钱的杂技学校，但其实比起孩子自己家里，已经是好的了。

濮阳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公办、民办、大大小小的杂技班子不少。大的团队在外演出，小的接接县里的开业庆典、村里白事。如果家中孩子念书不行，除了外出打工，送去练杂技的并不少见。

这里有河南省唯一一所公办杂技学校，国家政策优惠学费全免，有崭新的校舍与练功房。濮阳杂技艺术学校一名老师介绍，除了每年300元的住宿费，学生在校只需支付每月的伙食费即可。10岁左右的男孩，每月三餐伙食费在400元左右。

但对于壳壳这样的孩子，一年的费用，也要占去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他的家庭条件，已属于32个孩子里的中上水平。

“不是家里实在不行，谁愿意把小孩送到这里来，他们比同龄人苦多了，也更懂事。”

“濮阳市艺术公益培训基地”，一名小朋友在洗衣服，他最好的“哥们儿”陪着他，正和他分享一个苹果。

眼泪与笑声

雨后，暑热又升腾起来，蝉声笼在张挥公园西南角，大片的花生地、柳树，一群稚嫩的声音，掩映其间。

十几个光着膀子的男孩，三人一组，扶着树，人叠人站立。蓝色软垫铺在水泥路中，年龄更小的孩子努着肚子下腰，跟斗翻了一个又一个。

“疼……”叫喊声最大的，是底子最薄弱的一组。两个老师分别压着两条腿，开韧带。6岁的二虎刚来一个月，韧带还没完全打开，哭得龇牙咧嘴，但还是跟着老师数完了20个计数。起身一边擦眼泪，一边呆呆看下一个同伴继续哭叫着劈腿。

“每天都这么练，哭一下。”12岁的小辉也被掰疼了，撅着嘴一个人躲到一棵柳树后面，抽噎着平复。

从周一到周六，早晨6点起床热身，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3点到5点半练习基本功。刘甫请了2个教练，连带着打小就练杂技的儿子媳妇，一起看护训练这帮孩子。

8月1日，孩子们正在练习基本功。

按照自身条件与训练强度的不同，孩子们分成三拨。6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开始练团体杂技项目，他们上过电视、出过国，在各地接演出。

二虎和壳壳则被排在年纪最小的一组，每做完一个后滚翻，两个小家伙眼神都瞟到刘甫这里，在得到回应与表扬后，转身蹦跳着准备下一次动作。

他们的东北侧，是训练一年以上或基本功扎实的哥哥们，13个人，列队踢腿，脚比头高。20分钟里，一圈圈轮流前空翻不停歇，每个人的背部都在阳光下被照得油亮。

队列里小袁打头，他是刘甫和教练认为这批孩子中资质极好的。11岁的他，不断屏着喘气，脖子上粗筋立现。

只有到了周日休息时间，这些还未长大的孩童，才完全开启放松模式。

西南边上简陋平房几间用栏杆围成小院，本是张挥公园里一户农家乐，生意不好，老板把屋子免费供给刘甫，让孩子们居住。

门帘子是破的，屋顶大桶里自然晾晒着洗澡用的水，光着膀子的小男孩，三五一堆坐在石凳上择着韭菜，每个人的背上腿部都被蚊虫叮了七八个包。

屋子里的地拖干净、几个人坐在床上，准备写一张“开门请敲门”的字条。

“‘敲’字怎么写？”三只小脑袋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形似的错误写法。

孩子们正面向大树练习基本功，最下面的要顶起来上面两名男孩儿。因为保持时间长，而边哭边坚持。

“谁也拿不走”

“抱住腿，趁着劲儿往过翻。”39岁的刘甫负责教导底子最弱的孩子们练功。

正值中年，他身形发了福，眉头不由皱出川字，嘴巴抿成一线，仔细地盯着每一个动作。

3年半里，刘甫收留了32个孩子练杂技，年龄从6岁到17岁不等。其中有孤儿、有父母离异的、还有家里贫困照顾不及的。

“练杂技苦，我这儿的孩子家里条件都不好，村里开了孤儿证和贫困证的，我一分钱不要。”起初只有六七个孩子跟着他。渐渐地，周围村镇知道刘甫能免费教孩子杂技，吃住不收钱后，更多的娃被送来了。

送来的这些孩子：有的在孤儿院里打架耍泼不受管，有的爷爷爸爸去世，再没见过改嫁远走的母亲的；有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两个家庭，却都没有时间照顾他……

好一点的家庭，亲人半个月来看看孩子，接回家住一晚。有的小孩在玩闹中大腿骨折，休养了几个月，父母亲连面都没露过。

身体筋骨条件不是刘甫选择是否接纳孩子的标准，头两年，他收了几个智力发育不足，走几步路都要摔倒的男孩，现在练得跑步翻跟头活动自如。“就算以后做不成杂技，会正常行动，能给人看个大门也行啊。”

刘甫回忆起接收这些孩子时他们的样子，走在两个极端上，要么不和人说一句话，要么抽烟打架不服管。

人群里，被判断为资质很好的小袁，训练时总是低着头，难受时就自己咬着牙床，不朝教练哭闹。

“练出来的本事，都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话少，腼腆的小袁说着这句刘甫向他们重复了多次的话。

身边人并不知道小袁来这里之前“被拿走过什么”，但他自己知道，再过三四年他就可以像十六七岁的哥哥们一样接演出，凭本事谋生。

刘甫懂得孩子们内心的敏感，“虽说年龄小，可他们每个人对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都知道。”让他难以释怀的一个场景是，当他和孩子们讲“自己练的功夫别人拿不走”时，很多小孩都掉了泪。

“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这群孩子在一块儿，他们不太自卑，不觉得低人一等。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没有在学校读书，在很多人看来是“野蛮生长”，这或许不是最好的路，但对这些孩子，却是很现实的路。

在老师的帮助下，一名小朋友正在压腿。疼痛让其嘶喊落泪。

不再年少轻狂

不谙世事的年龄，只要肯吃下这份苦，杂技这条路就算走下去了。

“其实现在挣得比出去打工多。夏天是淡季，我们晚上偶尔接些演出，一个月能拿3000多块钱，过年时最多能过万。在这里教孩子们练，每个月还给发3500元。”留在刘甫这里做了2年教练的李洁玉算起了现在的行情，自小练杂技，她出过国演出，比同龄人在濮阳挣得多。

刘甫和妻子孙晓燕也是白手起家。13岁起练杂技，20多岁两个人骑着摩托车雪天车行数百里赶去开封演出。从一场一人30元到一场200元，再到后来自己带着团队包场接活儿，家底渐渐厚实起来。三十出头的刘甫，觉得自己能赚钱、有本事，“老天爷第一我第二”的感觉。2011年，刘甫因酒后个人问题被判入狱三年6个月，2014年1月，提前9个月获释。

几年牢狱，除了在孩子们面前，刘甫并没有避讳。在庆祖镇郎寨村很多村民的印象里，没有了曾经的年少轻狂，出狱后，刘甫就像变了个人。

他在狱中遇到了一个19岁的安阳少年，屡次偷盗电动车入狱。“这孩子很聪明，我们在里面有师傅教扎花圈、给舞蹈鞋穿珠子，他学得最快。他和我讲，爸妈离异谁都不管他，跟人学了坏。”

知道“学了坏”，就证明孩子的本性还有纯良，“那时我就想，等出去，得帮这样的孩子。”刘甫回忆。

出狱后，刘甫和妻子说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家人不理解，身边朋友也疑惑：一个自己犯过事儿的人，还主动去教育别人？操闲心。

但刘甫已下了决定，从2014年2月起，他免费接收了第一个孩子。发展到现在的32个。

他说，每年请教练、厨师、伙食等费用加起来要十多万。“一斤馒头1块6，一个月下来光买馒头就得花快2000块钱。”

晨练，一名女学员正在压腿。

刘甫自己带专业团队接活动，自己做统筹主持，妻子开了一家养生理疗馆。一年下来，两个人在濮阳能挣三四十万。在县里买了套110平米的房子，有辆大众车。

他们还开了一家公司：刘甫濮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利用这些收入，补贴教孩子练杂技的开支。

这样的条件，在濮阳县城内已是中上。“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订婚已经付了首付，剩下的让他自己去还贷。”刘甫和孙晓燕的意见一致——孩子应该多吃苦。

如今，大儿子刘仁超依然和32名收留的孩子一起住在张挥公园的平房里，每天训练之余，帮着教小孩。

连着大儿子在内，7个16、17岁的孩子已经开始练团体杂技项目，上过央视，在北京上海各地接演出。这些天，他们正在办马来西亚的签证，即将出国表演。

7月30日傍晚，壳壳的妈妈送他返回杂技训练基地。

父亲节的祝福

年轻孩子冒出一茬，刘甫退居二线了。

这一年，刘甫拒绝了几个脑瘫的孩子，“来了动都不会动，真没办法收。”孙晓燕觉得，这些年，刘甫压力越来越大，老了很多。家里婆婆骂刘甫，“这都不知道自己找啥受呢！”

名气大了，争议也多了。一个老板开业请他去演出，席间半开玩笑，说他装。也有人背后议论他收这些孩子就是为了留着给自己赚钱。

“你来养五年试试，再说挣钱的事。”

孩子有的吃不了这份苦，来来走走了不少。16岁的康康是刘甫最先带出来的孩子，“每次有小孩走，师父就劝，劝不动，也就让他们走了。其实杂技就是先吃苦后享福。”

每到演出淡季，十里八乡，总有些慕名而来的同行，来刘甫团队学新的节目。他们也和孩子们住在一个院里，每人学费1000-2000元不等。一位安阳的学员已经来了一个多月，看着孩子们和刘甫相处。“几个小的还尿床，刘老师一来都黏着，师父师父来回叫。”

3年里，不是没有出过事儿。单亲爸爸把男孩送来，转头孩子自己跑了出去，被教练找了回来。不好好练功，教练拿木条打屁股，有了青紫印儿。家长把事儿闹到了派出所，出面协调后，刘甫自己掏了2000块钱了事。

刘甫最担心的，还是这30多个孩子的安全问题。“我现在有自己成熟的团队赚钱，可要真有一个孩子出啥事儿，这群娃们就全完了，他们能去哪儿？”

他曾想给每个孩子上份保险，但由于练杂技危险系数高，没有办成。他只好寄希望于孩子的监护人给自己孩子买一份。

“我听说四川有个地方因为孩子没有上文化课解散了？”刘甫急切地打听着消息。

牛瑞花在苏州做小学语文老师，暑期回到濮阳，在同学群里看到刘甫孩子们的事情，志愿教授了半个月课。“这些孩子比起同龄人底子差太多了，很多人对拼音没有任何认识，十几岁写不出自己的名字，背了《弟子规》，但不知道背得是什么意思。”

县团委和刘甫商量着上文化课的事情。“我们在和教育局协调，找个学校为这些孩子集体办一两个上文化课的班，一块儿上课，也避免这儿的孩子进了其他班级跟不上。”濮阳县团委严濮生介绍。

“迈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刘甫说，这都是责任。

压力大的时候，刘甫总想起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孩子们会对他说：师父，父亲节快乐！

（文中小孩姓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杂技“孤”儿